那么永久和平本身又是如何成为其法哲学体系的理念，从而扮演着对整个体系的 Regulativ（调节、统摄、范导）角色的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既然永久和平和人的尊严都是其法哲学体系的理念，那么这两者之间有高低之分吗？抑或是两者本身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吗？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这种逻辑关系在其体系安排上有什么样的体现吗？ （二）永久和平作为Regulativ原则的论证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例如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和对社会公众法情感的伤害程度等认定问题。实证刑法固然有刻板之虞，但也做到了对理性的绝对坚持。
我国的刑法理论与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从来不缺乏价值内容的判断，我国所采取混合的犯罪概念和通说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就是最好的说明。其关注刑罚宏观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分析，关注刑罚对防控犯罪的社会效果。前文已述，新中国刑法没有经历绝对规范化的过程。(18)在现代文明国家，高高在上、只可远观的政治也越加社会化，为实现社会管理职能，国家通过对社会犯罪现状和犯罪防控具体情况的关注，从而思考管理社会的策略，进而影响刑事政策。在我国刑事政策的研究中，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刑事政策概念、内容等本体的界定和解读，晚近以来，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刑事政策研究乃至刑法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刑法学围绕着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展开了五种类型的研究。
当社会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并引起了国家政治的认同，才可实现对刑事政策的影响。我国当代刑法几乎没有完全实现对刑事政策的完全隔离，我国刑法理论也一致体现出罗克辛贯通所主张的刑法结构。所以，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的各类探讨性使用及其持续展开，总是寄生于并且无法摆脱于深层的以社会争夺为内容的人类欲望以及话语征服的内驱力。
另一方面，则在于作为历时法学研究的档案员，根本无从知道所需用来定案的真实证据在过去时序中到底有多少，因为，历史证据的遗留，总是依赖人为的因素或者其他偶然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无形中完全可能对所有过去真实存在过的证据，发挥了筛选、剔除、改造、变换等等重塑对象的作用。[58] 参见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D. Bouchard， Oxford： Blackwell， 1977， p. 208. [59] Valerie Kerruish， Jurisprudence as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2. [60] 我使用可能一词，是因为，即便在自然科学中，也有观点认为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观念和结论时常并不以实证为基础或标准。它没有直接说学理意见是法律的一部分，但是，在主张于法律纠纷中使用学理意见作为依据时，并认为这样依然是依法裁决时，这一表述是在含蓄表达法律是什么即法律学理也可成为法律的意见。这些宫廷记录，有时是在歌功颂德，有时是在诋毁贬抑。
区别，是就对某类意识形态内容产生一般性影响的态度而言，应该说，这已日益显得并不十分重要。有关Austin和Kelsen对规范（或规则）研究分析的强调，以及这种强调是以经验观察为基础的言说，可以参见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5th， revised and edited by R. Campbell， London： John Murray， 1885， p. 1072。
打开各阶段各类法学文本，均能发现，科学意识化的修辞使用随处可见。[7] 本文尝试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8]分析法学科学性观念的理论困境。当然，历时与共时，是就学科研究的时空及对象的学术模式而言的。1950年代，中国在各个方面呈现了新旧势力（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激烈争夺的特殊历史情形。
[54] 实际上，在中国法学中，理论家们时常推销并向他人灌输自己的法律诸概念，然而，中国的法律实践依然呈现了使用法律概念的多样化景观。类似情形，可以参见该《解释》第六条、第七条等。[26]封存、记录、传诵的方式，就其容纳空间来说，是有限的，而其所面对的对象在空间上却是无限的。它对后者所持的外在态度的可能性，提出了根本性质疑。
接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重要性的意识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可以认为，那么，如何进而断定某人的重要性意识的确是重要的，而他者是次要的？不仅如此，在另一方向上，我们还可以追问：重要性的含义是什么，重要意义是从何种角度而言的？[17]……可以觉察，这样的追问是可以不断展开的，而且，方向总会导向怀疑性的道路。如果角度或方面的确是无限的，那么，从特定角度特定方面观察而得的法律表象（这里指历史证据），也即构成了具有限制因素的主观经验。
外在的因素在条件发生变化时，可以改变、隐去、消失。理论来源于实践，依然强调了理论研究者对实践活动以及对实践中出现的抽象论说的观察、抽象和概括。
参见David Walker，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p. 750.不过，就当代法学而言，实证的法律科学观念与欧洲12世纪的实证法律科学以及古罗马的法律科学的关系并不密切。这就在重要意义上有如法国学者福科（Michel Foucault）所宣布的：理论既不表达实践、传达实践，也不是为了实践目的而存在，相反，它本身正是实践。现在，我结合科学式历时法学问题，来阐述我前面的分析可能得出的进一步结果。有美国法学学者指出，尽管美国著名法学家 Wesley Hohfeld对法律科学的一般基本概念进行了系统逻辑的分类，并对基本概念的含义作出了细致阐述，而且迫切希望法律实践家可以遵循这些概念的分析，但是，美国法院在实践中并没有尊重Hohfeld的意见，倒是依然继续多元化地使用法律的基本概念。实证材料的采集（这是尤为重要的）、原有文本资料的收集、研究文本的制作，都需相当数量的各类财物资源的强力支持。单纯的经济学问如果不融入法学思考的理路，是无法进入法学语境的。
1997年《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对这类情形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参见Edgar Bodenheimer， Jurisprud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63. [63] 我以为，将这种法律真实视为虚构的，并不过分。
展开的过程，基于网络关系的有限性，不免出现一些令人困惑的释义循环：第一，依赖依然有待甄别的一个证据去解释另一证据，第二，在依赖证据网络关系的总体结论去解释一个证据之际，又在依赖每个个体证据对总体结论的解释支持。而且，我的观点暗示了，在法学知识无法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和法学知识实为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提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逻辑通道。
[10] 一般而言，人们习惯认为实践中的法律知识是实践性的、经验累积性的，是为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提出的，因而和法学知识有着显著区别。[33] 对这样一种实证主义姿态的描述，可参见Reginald Parker， Legal Positivism， in 32 Notre Dame Lawyer （1956）。
对描述某些国家历史中法律现象来说，它们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当面对时，其无法将证据和过去的真实加以对比，以证实证据的真实性。而没有共识意见，正如前面所剥离的，科学式共时法学的基础，便不能不出现根本性的危机或动摇。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法律实践者运用各类论证资源，在自己的法律裁判中彰显法律的概念。
一旦我们身处不同的另类语境，我们可能就会发现，他者法学知识可能倒转具有了优先性。其实，在此我完全应该指出，我在前面用来分析科学式法学观念失败的理由阐述，正是我在这里主张法学知识实为历史语境化的一类知识以及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理由根据，也是我不认为学者的客观、独立、中立的期待，可以改变法学知识的历史性和参与性的理由根据。
[18] 其次，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能提出更为前提性的疑问：为什么一些个体被称为法律现象，或者宪法现象、刑法现象、民法现象，[19]等等，另外一些个体不被称为？这一方面的困难，要比前面阐述的困难更为严重，更为根本。同时，作为法学研究的个体学者及其学术共同体，便有理由，进而便会自觉，在具体历史社会语境变迁之际，调整法学知识的动态策略，使之真正适应动态中的法律实践，并在其中商谈——而非貌似指导——法律道路的有益前景。
这便使对工作主体的影响因素，理所当然地发生作用。但是，这一判断，只能在有限的证据网络关系中展开。
[23]实际上，当我们不断穿行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学文本时，我们时常可以感到相互对话的困难，因为，不同语词的用法和相同语词的不同含义，时常构成了对话的障碍。法学知识的构建，我们便会由衷地相信，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法律实践中的真实斗争，在多方不同乃至对立的价值意见之中论辩、甄别和抉择，而且是在相互理解的场景中将论辩、甄别和抉择予以启动、展开和深化，从而在这过程中，真正实现法学知识作为制度创新的因素之一。[53] 毕竟，科学式的共时法学得以成立，起码首先依赖在当下社会中的宪法、刑法、民法……特别是一般意义的法律一词在含义上的统一使用。在一篇文章中，有作者提出，法学学术应该具有独立的特性和理性，应该是一门科学，而且学人要有自己的学术品格。
这样，我们又有什么确凿理由认为：这些证据不会和真实发生的事物事情出现偏差？[29]历时法学档案员，面对的只有历史证据。后者想要建立自己的一套叙述话语，并使之具有学术上的合法性、正当性，便不可避免地要尊重前者建立的学术话语结构。
正如我在前面分析过的科学式历时法学必然面对用什么标准确定法律现象这一困境一样，科学式共时法学，也难以找寻一个确定性标准，宣称某一个体是宪法个体、刑法个体、民法个体……，或者（统称）法律个体。这一分析，需要对研究者所处的历史语境和观念前见[32]有所理解。
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科学式共时法学出发点的法律诸概念，通常来说，也正是科学式历时法学的出发点。[21] 试举外国法学作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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